集》11423正。《尚书o盘庚》：“兹予有乱政同位， 具乃贝玉。”孔颖达疏：“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以为货，如今之用钱然 贝壳作钱已是习惯，东周以后，贝币才逐渐被各种金属货币取代，云南一些 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沿用贝币直到明代。

7 杜金鹏：《安阳后冈殷代圆形葬坑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7年第6期。

后冈h10平面图出自该文，不再详注。

8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

在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坑中曾发现埋入铜器的，比如1976年发掘的229,里 面有大小两件铜鼎和两件陶器，还有一名被绑腿活埋的儿童。但这种祭祀坑 数量很少，多数都是埋人牲。参见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中国社科 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https :thepaper /newsdetail_forward_l 0696914

当然，通货膨胀是必然的。到西周，据何尊记载，周成王有一次赏赐一位叫 何的臣下三十朋：“何易（赐）贝卅朋。”（《集成》6014 ）至春秋时期，《诗经o小 雅菁菁者莪》曰：“既见君子，锡（赐）我百朋。”貌似已经动辄百朋了。 裘卫孟（西周中期），《集成》8456。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99年，32093条，以下简称《合集》。 商代甲骨卜辞中的“羌「 主要是山西、陕西地区的土著居民，这些人在周 代逐渐汇聚成为华夏族。在后世的汉语中，“羌”字又演变成汉人对位居西 方的少数族群的称谓，这和商代的“羌”已经不是同一种人。参见童恩正《谈 甲骨文“羌”字并略论殷代的人祭制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0年第3期；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年， 第87页。

陈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1934—1935年，在王 陵区发掘祭祀坑1221座，是对祭祀坑发掘最集中的一次，但由于后来的战 争和动荡，这批发掘成果未能出版报告，所以详情不得而知。

唐际根、汤毓赞：《再论殷墟人祭坑与甲骨文中羌祭卜辞的相关性》，《中原 文物》2014年第3期。

李峰对王陵区祭祀坑中人牲的估测数字是三万：“至少有三万个人以这种方 式在王陵区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被杀死j参见李峰《早期中国社会和文 化史概论》，刘晓霞译，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第92页。

考古人将二百多年跨度的殷墟分为四期，据宋镇豪估算的四期的人口规模分 别是：一期不详，二期7万人，三期12万人，四期146万人。本书以此为 基础推测，在王陵区投入使用的二百年里，殷墟生活过的人口总量约一百万 人。参见宋镇豪《商代史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 2022年1月18日，“文博中国”在线发布《殷墟商王陵区新发现2个围沟、 400余座祭祀坑》:此次新发现祭祀坑460座以上，多数用洛阳铲探出人骨骼， 还有一座长28米、宽6米的长方形大坑。这些坑目前尚未正式发掘。

关于殷墟已发现的商墓总数，两部出版时间相近的专著得出的数字稍有差 距：宋镇豪的《商代史论纲》估计总数约8500座；陈志达的《殷墟》则估 计约4400座，还有2000多座尚未整理的不包括在内。如果《殷墟》中已整 理和未整理的两者相加，和《商代史论纲》的估计尚有2000座左右的差距。 究其原因，应当是《殷墟》只统计“长方形竖穴墓”，即正式埋葬的成人墓， 没有包括祭祀坑和灰坑葬（抛尸乱葬）；《商代史论纲》是在“人口” 一章讨 论墓地总数，意味着它把包含所有（成年）人口的埋葬形式都统计了进来， 多出的这2000多座，正是当时所知王陵区祭祀坑的总数。所以，如果统计 殷墟范围正常埋葬（而非被杀祭）的成年人数量，应以陈志达《殷墟》的数 字为准，可暂定为6500人左右。参见宋镇豪《商代史论纲》，第136页；陈 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20 ［英］史蒂文o米森：《史前人类简史》，王晨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

21 ［美］戴尔布朗主编：《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李旭影译，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第 94、98 页。

22 ［西班牙］贝尔纳尔迪亚斯o德尔o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江禾、 林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23高亨释为：“乃武王克商之兆，所占之事，自为可行，故曰含章可贞。”参见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167页。高亨认为，这是周 武王姬发灭商时的占卜辞。其实，它很可能在周文王时期就已经有了，是对 未来之事的占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