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息的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我只能沉默着把餐盘里的肉都挑到她面前，低声问一句：“那你也讨厌我吗？”
薛时绾不说话，她也没心情吃饭，把餐盘往旁边一推，把脸埋在手臂里不理我。
半天过后，我才听见薛时绾闷闷的小声回应：“不讨厌你。”
可是我讨厌自己。
薛时绾不知道，我七拐八绕的找同学找老师，甚至是趁着考了第一的机会向教导主任反映过她被孤立的情况，可用处都不大。
我讨厌自己只是个未成年的学生，人微言轻，根本帮不到薛时绾，她现在在学校里孤立无援，我是她能抓住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却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改变不了。
高二的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照样带着年级第一的成绩单回家，妈妈欢欣雀跃的准备着迎接新年，我唯一的愿望却是想要时间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我要赶紧长大成为成年人，赶紧和薛时绾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2006年的春节，薛时绾的姐姐薛时韵没有回来，说是要忙实验写论文，假期也待在北京了。
年夜饭桌上只有四个人，我，薛时绾，薛阿姨，还有妈妈，那张用了快二十年的旧餐桌上坐过很多人，但现在只剩下我们四个。
电视里放着热闹的春晚，拜年祝贺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座机时不时的响起，薛阿姨总是看手机——她在等薛时韵的电话。
薛时绾劝薛阿姨：“你直接给她打过去呗，省的还一直惦记。”
“不行，”薛阿姨摆手：“你姐忙，电话打过去打扰她工作。”
薛阿姨一直等，等到春晚响起难忘今宵的前奏，薛时韵的电话才打过来。
“喂，妈，过年好。”
电话里还能听见其他人的说话声，薛阿姨关切地问：“你还在外面吗？哎呦这都凌晨了，赶紧回宿舍休息。”
“没事，妈，组里刚忙完一个大实验，等写完记录就回宿舍了。”
薛时韵在电话里说了几句，然后就又被导师叫走了，薛阿姨那句“有没有吃饺子”的话只说了一半，电话就挂断了。
可就算是这样，薛阿姨也依旧乐呵呵的：“这孩子，过年也这么忙。忙点好啊，有出息，将来坐办公室，至少不用像我一样卖力气挣钱。”
说完，薛阿姨伸手摸摸薛时绾的后脑勺，眼神中充满了希冀：“妈这辈子就是吃了没学历的苦，最大的心愿就是把你和你姐都供出去念大学。”
“小绾，好好念，”薛阿姨说：“别走妈的老路。”
薛时绾低着头没说话，她期末考试的成绩有所下滑，整个年级文科学生一百人，她排三十六，在重点班里算成绩落后的。
薛阿姨去中医馆的频率越来越频繁，中药一碗一碗的喝，膏药一幅一幅的贴，酸痛的腰椎却怎么也不见好，人倒是肉眼可见的瘦下去。
我寒假在家，撞见过妈妈帮薛阿姨用染膏染头发，这才知道薛阿姨两鬓早就长出了丝丝缕缕的白头发。
面对这样的薛阿姨，我没办法把薛时绾在学校被孤立的事情说出口，每次薛阿姨担忧的问我薛时绾在学校怎么样，我都只能干巴巴的说还可以。
“小瑛，”薛阿姨干瘦粗糙的手拉着我，那双和薛时绾十分相似的眼睛望着我：“你是好孩子，善良重情义，小绾和你在一个学校读书，阿姨拜托你，万一有什么事情，替我照看好小绾，你们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将来遇到困难了，帮她一把，就当是看在阿姨的面子上，一定拉她一把……”
第20章 班费
仿佛是母女之间有种神奇的心灵感应，虽然我和薛时绾都对她报喜不报忧，但薛阿姨还是隐隐约约的察觉到了薛时绾在学校遭遇的困境。
寒假过完开学的那一天，妈妈准备开车送我和薛时绾去学校，薛阿姨还特意跑下楼，把一个牛皮纸信封通过车窗塞给薛时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