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调笑：“昔日你与韩退之论天，我以《天论》三篇助你，反落不得好，这次你劝他我可不愿再参与。”
冬日凄冷，柳宗元窝入冬衣：“后世都这么说了，何须你我再劝？”
友人绕着炉火转悠：“学如退之，辞如退之，于此信中，韩退之近乎是个完美人物了。”
柳宗元闲闲回应：“刘郎风度更甚。”
“写史之人，除了史实，原来还有笔者的个人情感要克服。”年幼的苏迈困惑。
苏轼摸摸儿子的头：“自然，褒贬只在笔者一念，呈现出的东西却大有不同。据实书写需要持中公正，若心存偏私，难免落到曲笔中。”
苏迈正欲说话，又被孩童嬉戏喧闹声打断，小孩子懒听天幕，正学着玩后人播放现世游时镜头扫过的游戏。
一人抓捕，其余人皆逃亡，捕者逐逃者，即将触及时逃者急呼三字之语，呼毕僵立不动，被定在原地，得同伴来接才能再次行动。若全场逃亡者皆定，则呼“全国人民大解放”，所有僵立之人便都能再次行动。
这本是民间稚儿也会的定身戏，可当今儿童玩耍时给出的指令是简单的定或行，后世孩童立定后却只呼出一句，被困锁原地之人就都能挣出手脚，再赴自由。
苏辙看着这幅安宁之景，不禁喃喃：“今人观史，为的是学习和教化。可后世就连孩童的游戏都如此，他们俯瞰五千年，又想从所谓的封建社会看到什么？”
兄长已经跟着小孩子们玩了有一会儿了，闻言把苏迈推过去接自己的位置，煞有介事地笑：“抱拥新天地，也不影响他们对历史旧影有所遗憾，你我之辈难道就不会祈祷屈子得楚王信重，期盼诸葛武侯北伐成功？后人总有小说戏言，大约也承载千万种这样的梦。”
苏轼转身共同远眺：“长子出生时，我曾写诗说惟愿孩儿愚且鲁，如今天幕现世，为兄居然当真觉得……大宋能在此际遇下有所改变，吾儿也不必学他父亲，被聪明误一生。”
苏辙不爱听他自嘲，纠正：“现在也不算误一生了。”
苏轼闻言畅快道：“确实，原本历史轨迹上你我终不得见，今生却可夜雨对窗，乃大幸，当浮一大白！”
他端起酒杯携皓月清风满饮，对苏辙笑言：“佛云三千世界，芥子须弥，历史车辙转向，或许后世之人也在某重世界，饶有兴致地旁观你我呢？”
【另一种笔法则是曲笔，屈从于政治权威来写，既虚美又隐恶，很多阴谋论都以史家曲笔为出发点，认为史官曲意逢迎媚上乱写，文献就是一堆废纸。
但我国传统史学，从来都是在直书与曲笔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
禽鱼之结侣，冰炭之同器，曲笔和直书看似完全不和谐，君主有圣人之权，笔者有君子之道。政治理想和现实交杂，谁都和自己的性命没仇，但执史笔又有天然使命要担着，“法先王”还是贴金箔就成了必须要做出的选择。
而对皇帝来说，或者，对于大部分皇帝来说，这支笔也不能完全忽视。
封建社会通用的那套以史为鉴的史学观念脱胎于儒家，皇帝和儒家缠缠绵绵几千年，对其需要又厌恶。君主利用它得到神授予的君权，某种程度上又被它制约，落到现实就是天子与臣子，乃至天子与史官。
道理也简单，如果为史之人不能真正做到直笔，在记录时有所隐瞒或修饰，那做皇帝的又该怎么确定他们对执政者没有个人的好恶呢？讨厌顶头上司是传统美德，叮嘱了看不了也没招。
再者，既然史书象征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君臣秩序，在书写前人时，皇帝难免也会为自己考虑——现在为尊者讳将一些东西隐去了，万一有乱臣贼子上位，再要求删改，那我怎么办？不如让他们直写得了。
史官和皇帝的心态都很矛盾，导致有时候主张“必须直词”，有时候又有“宜多隐恶”，端看史家是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捍卫真实还是捍卫现实。也有结合起来的，春秋笔法一字寓褒贬，没有很直白，但也不将其隐去。】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李斯读出天幕上的字迹，观察身旁君王的神态。
诛乱臣、讨贼子确实好，但这种不直言褒贬，藏态度于文辞的笔法却是嬴政尤为厌恶的。始皇帝沉思片刻，对其不置评价，思考到另一件事：“盘点继承人时，天幕似乎曾说大秦史料不丰？”
众人将目光都投向扶苏，又回忆起后人因文献不足而加在他身上的无穷想象。从崇尚儒家为人怯懦到楚国生母，关于长公子生平和身世的论调基本由后世推测而来，当不得真。
首席受害人正苦恼：“大秦至后世相隔年月太久，可也没到史书皆散失的程度。”
蒙毅却记得：“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想必在这些人逐鹿时毁弃，加之竹简易受潮腐朽，才会如此。”
嬴政用新制的纸轻敲手心。
史馆，备份，杀青保存；纸张，丝帛，载体变更；史官，还有民间……他顿了顿，民间本不可藏史，但有天幕在，大秦施行的法令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