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上午，新展位前的人比第三天又多了三成。

十二件旗袍挂上深灰色背景墙之后，整面墙像一幅活了的宋画长卷。

阿桃站在主通道旁边发宣传单。手都快递抽筋了。

春兰的登记本换了一本新的。

哑姐从早上开馆到现在，就没离开过那面墙。

有人凑近看，她往后退半步，让出空间。人走了，她上前半步，把衣领调正。来来回回。

像墙根下一株安静移动的植物。

我正给一位法国老太太讲解「青花入釉」的染料配比。展馆广播忽然响了一声。

先是法文。然后是英文。

“中国展区沈虞女士，请于下午两点前往主厅讲坛。重复――中国展区沈虞女士，请于下午两点前往主厅讲坛。”

老太太的讲解词被打断了。她看了我一眼。

“沈小姐您去吧。”

然后转身，继续看那件青花旗袍。

我直起身。把翻译到一半的“靛蓝提取工艺”咽回去。转头。

阿桃的嘴张成了圆形。

春兰手里的笔，停在了登记本中间。

中午吃饭的时候，阿桃咬着面包问我。

“师父，主厅讲坛是什么？”

我把汤碗端起来，喝了一口。

“万国博览会主会场的大讲坛。每天安排几个参展商上去做介绍。早上意大利丝绸展商讲了一个小时，下午法国的高级定制工坊也排了一场。”

“那为什么叫您――”

“大概组委会觉得e-47排队排到c区的事，值得聊两句。”

我嘴上说得轻。但放下汤碗的时候，把今天穿的外套袖子往上卷了两圈。

这件外套是哑姐出发前连夜改的。袖口收窄了两公分，领子加了暗扣。整体剪裁干净利落。

来巴黎之前，我没想到要穿它上台。

但哑姐改好了。我就穿着。

下午一点五十分，我到主厅讲坛的后台。

主厅比a区展馆高了三倍。拱形玻璃顶让午后的阳光直射下来，把讲坛中央那支话筒镀得发亮。

台下已经有几百把椅子，坐满了大半。

前排是组委会评审团。红绒桌牌上，写着各国评审的名字。

中间是参展商和媒体记者。举着相机和录音笔。

后排是普通观众。有些人的面孔，我见过。昨天在e区排过队的。

协调员递过来一张议程表。我的名字排在“特别受邀演讲”那一栏。

前面，是一个法国品牌负责人的致辞。后面，是印度展区的展示。

她用法语说“您有十五分钟”。又换成英文确认了一遍。

我点头。

两点整。法国品牌负责人讲完了。台下鼓掌。协调员从侧台伸头看了我一眼，比了个“上”的手势。

我走上讲坛的时候，阳光刚好从玻璃顶斜照进来。落在话筒的金属杆上，折出一道白光。

我把发稿搁在讲台上――那是我昨晚在酒店床头，用铜镜当垫板写的。三页纸。英文。涂改了好几处。

但站上去的那一刻，我把稿子翻了个面，扣着。没看。

台下安静了。

我看见了几个熟悉的面孔。

玛格丽特坐在中间靠右的位置。她丈夫挨着她。

皮埃尔坐在第一排，靠近评审团那一侧。金丝眼镜的反光让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坐得很直。

哑姐站在侧台幕布旁边。阿桃和春兰挤在她后面。

“谢谢组委会给我这个机会。”

我开口。声音从话筒传出去，在主厅的拱顶下回响了一圈。

“我叫沈虞。来自中国北平。我带了一些衣服来参展――十二件。它们出自同一个地方：虞记洋装。”

台下很安静。我感觉到那些目光落在我身上，跟昨天前天落在旗袍上的目光不一样。

昨天他们看的是衣服。今天他们听的是衣服后面的人说话。

“虞记洋装做了五年。五年之前，我接手它的时候，它是一间只有五条金条买下来的小铺子。做旗袍。卖给北平的太太小姐。”

“五年中间，发生了很多事。”

“战争。封锁。轰炸。重建。”

“我的纺纱厂被炸过。我的工人们蹲在防空洞里缝过棉衣。我的供应链被日本人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