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完电厂那天下了一场雨。

雨不大，淅淅沥沥的，落在干裂的黄土地上，能听见滋滋的响声。陈河生坐在院子里，看着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院子里那棵老枣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青绿色的，像涂了一层油。

母亲在屋里纳鞋底，针线穿过厚布的声音，嗤――嗤――，一下一下的。隔壁传来鸡叫，是一只母鸡刚下了蛋，在窝里咯咯哒咯咯哒地炫耀。

河生数着雨滴。一滴，两滴，三滴。数到一百多，数乱了，又从头数。

他这几天一直在等电厂的通知。大哥说，考上了就是工人了，一个月挣一百多块，能吃商品粮，能住公家的房子，能娶个城里媳妇。大哥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好像要去当工人的是他自己。

可河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他有时候想，要是考不上就好了。考不上就能接着上学。可他马上又觉得这念头不对――家里这么难，大哥为了供他念书，连猪都卖了，他怎么还能想着上学？

雨渐渐小了。天边露出一片亮光，太阳从云缝里挤出来，照得院子里的积水亮晃晃的。河生站起来，走出院门。

村街上没人，狗都躲在屋檐下打盹。他往村东走，走到村头那棵老槐树下，看见德顺爷坐在树根上，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凑得很近在看。

德顺爷认得几个字，年轻时在黄河上拉船，跟一个老私塾先生学的。村里人谁家来信了，都找他念。他看报的时候，嘴会微微动着，一个字一个字念给自己听。

“德顺爷。”河生走过去。

老头抬起头，眯着眼看他：“河生啊。来，你看看这报上说的啥，我眼花了，这字太小。”

河生接过报纸，是一张《人民日报》，不知从哪弄来的，皱巴巴的，边角都磨毛了。他看了看，头版头条是条大新闻：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

他把标题念了一遍。德顺爷点点头，说：“浦东，那地方在哪儿？”

“上海吧。”河生说，“标题上说上海浦东。”

“上海。”德顺爷念叨着，“那可是大地方。我年轻时听人说过，上海外滩，洋楼高得能顶到天，黄浦江里跑大轮船。咱这黄河里跑的，还是木船。”

河生看着报纸，忽然想起那天坐在大哥自行车后座上，问的那句话：上海有多远？

“德顺爷，您去过上海吗？”

“我？”老头笑了，露出几颗豁牙，“我这一辈子，最远就到过三门峡。那还是年轻时，拉着船逆流而上，走了半个多月。上海？那是天上的人才去的地方。”

他把报纸要回去，叠得整整齐齐，揣进怀里：“这报上说的开放，是好事。我年轻时，咱这儿也开放过，那会儿日本人来，也是从东边来的。开放，得看谁来。”

河生没接话。他知道德顺爷想起的是抗战时候的事。村里老人都说，德顺爷年轻时被日本人抓过，给拉到洛阳修炮楼，后来逃回来，一路上靠要饭活命。

“回去吧。”德顺爷站起来，拍拍屁股，“雨停了，该干啥干啥。”

河生往回走。走到家门口，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是大哥回来了。

他推门进去，看见大哥坐在堂屋的板凳上，手里端着一碗水，正在喝。母亲坐在旁边，手里还拿着那只没纳完的鞋底，针线停在半空中。

“河生。”大哥放下碗，“通知下来了。”

河生的心跳了一下：“咋说？”

大哥没吭声，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过来。河生接过去，看见上面印着字：新安县电厂招工考试成绩通知单。他往下看，看见自己的名字，看见准考证号，看见分数――语文78，数学92，总分170。再往下看，是录取分数线：175分。

他没考上。差五分。

他把通知单还给大哥，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该难过，还是该高兴？他分不清。

大哥叹了口气：“差五分。五分。你要是那道应用题没做错，就够上了。”

那道应用题。河生想起来了，考场上他检查出来的那道，算错百分比的。他改过来了。可他改的是对的，他原来算的是错的。要是他没检查出来，要是他交的是原来那道错的，会不会反而能考上？

命运这东西，差一分就是差一分，差五分就是差五分。没有那么多要是。

“没事。”河生说，“我去复读。”

大哥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表情。母亲手里的针线又开始动了，嗤――嗤――，比刚才慢。

“复读？”大哥说，“你知道复读一年要多少钱？学费、书本费、生活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