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的，也不见得马上会有成果，但联想始终都坚持这么做。

1996年，讲求诚信就救过联想一命。1996、1997年，香港联想因为库存积压传出巨额亏损，合作人亏了1。9亿港币，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字，在这种危急关头，联想的领导层竟然选择了首先告知银行亏损的消息，然后再申请贷款。一般认为，先借钱再通知银行亏损状况或者干脆不通知会比较容易借到钱。但是联想宁愿付出代价也不愿失去银行的信任。此举果然取得了银行的信任，再次贷到了款。大局稳住之后，联想用整合的办法，把北京联想的资产注入香港联想，使北京联想成为香港联想的大股东，统一领导，这对日后联想的发展是很关键的一步。“如果联想不是长期守信用，这件事根本就做不成。”

取信于员工。

联想为什么能够有今天“令旗一举，三军能动”的局面？柳传志说：“这缘自领导信誉的形成。”

起初，联想只是一家“国有民营”的科学院计算所投资企业，曾经承诺完成承包任务的会有6000元奖金，然而国家当时规定的奖金税为300，也就是说，发给员工6000元奖金，就要给国家上缴18000元税。为了“说到做到”，又为了避免交这当时是巨额的奖金税，联想领导层商量用支票换现金的方式给不用交税又员工发放了奖金。虽说后来说话算数的代价是被罚款，但这么做使得员工非常信服。

联想开会不许迟到，凡是开会迟到的人，如果事先没有请假，要先罚站一分钟。这是很严肃的一分钟，所有人都在看着迟到的人，会议室里象默哀一样，那种感觉很难受。柳总说：“这里面我大概被罚了三次，我被罚了三次其实不算多了，因为我开会最多呀，那么这种例外有。有一次我被困在电梯里面，电梯坏了，叮叮敲门，叫人去给我请假，最后没人，这种情况也是要罚站的。”联想从几百人发展到现在的上万人的规模，始终如一地坚持执行着这项规定，之所以能够这样，关键也是联想的班子领导做出了榜样。

另外，联想明文规定，不许员工子女进公司。因为早期打天下的老臣都是计算机所出来的，子女也学计算机，任用这些子女势必会在管理上造成困扰。说到就要做到。柳传志从自身做起，他的子女都没有进入联想工作，即使是亲戚的小孩要进来，也必须通过正式招聘的流程，并且由3个高层领导同时签字才能聘用。

取信于投资者。

联想强调对员工诚信的重要性，但是企业领导人如果没有取得投资者的信任，那么企业恐怕无法持久发展。

“联想成立初期，3个月汇报一次，该上缴的任务决不耽误，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相信我们，让我们试点。上市后，联想要让老板（股东）信得过，股市上的钱都是老百姓的钱，联想要取信于他们，绝不做不实财务报表，更不会与股东搞名堂！1999年，联想为满足公司的进一步快速发展进行配股融资，而当时，公司正与一间著名企业商讨签约事宜，公司高层就在配股前签约还是配股后签约进行了讨论，因为发布了与该著名企业签约合作的消息之后，联想的股价一定会上涨，这一上涨的价格对于联想的配股融资自然是相当有利的。但是，联想高层领导经过慎重考虑，仍选择了在签约发布会前进行配股，使投资者能够以真实合理的价格购买联想的股票。后来，签约发布会召开之后，联想股票的价格果然一路上扬。

在路透社随后发表的调查报告中，联想投资者关系再三受到证券行分析员的极力推崇，在调查报告的13项评选中联想获得11项第一。柳传志认为，对投资者透明，不“造梦”，不“包装”，是取得上述业绩的最重要因素。

诚信的回报。

很多企业在客户面前拼命树立信誉，但是它在供应商面前却没有信誉。现在国内的好多企业经常采用损害它在供应商面前的信誉，损害它在员工面前的信誉来维护它在客户面前的信誉。联想就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联想除了对消费者保持自己的品牌信誉之外，对供应商也从不少给钱，到目前为止，联想应收帐的坏账损失率仅为万分之五。”

柳传志并不讳地指出，这些年来他不是没有机会“跟国家搞鬼”，比如找身边能干的年轻人另外办个公司，好业务都往那儿转，就是不上市国家法规都管不到，让联想办不大自己富就好;或是公司盈余多分配少累积，尽量把钱耗费掉，但是他和他的团队都没有这么做。尽管诚信的代价很高，也未必很快见成效，但是联想已经得到了回报：得到社会各界的信任和支持，联想领导层能够专心致志地把这个企业一步一步地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具有竞争力。

请保护好自己通往成功的通行证，如果维护要花费力气的话，失去它你更加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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