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戴笠侥幸地抓到了一件可以置陈立夫于死地的机会，向蒋告了一状。由此揭开了他反击派，夺取邮电检查所的序幕。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明白蒋介石肯定会连任主席，争取票数，也就是为了彰显个人的影响力大，号召力强，获得一些心理上的安慰。

陈立夫资历老，权位高，他的派也是势力甚众，自然在候选名单上，很多人会填上他的名字。戴笠没有进入候选人的名列，但是他似乎很清楚整个投票的操作流程，于是暗暗向二处人员下达了一个指令。

无记名投票结束后，紧接着进行的是当场唱票。蒋介石因处理公务不在现场，呼声第二高的陈立夫便显得十分悠闲。听着他的名字被一遍遍地念出来，陈立夫一开始还很得意，翘着脚，喝着茶，不断地举起手示意现场欢呼的系成员安静。可是随着唱票的进行，他的神色变得有些紧张了。许多现场的年轻人不懂得为什么他获得的票数越多，他头上冒出的汗珠也越多。可是陈立夫却深知其中的利害，他不断掏出手帕擦汗，整个人像绷紧的皮筋一样绷在椅子上，伺机待发。

唱票结束，陈立夫赫然比蒋介石还多了4票。戴笠手下的人开始起哄，煽动派的人鼓掌欢呼。场面一片热烈的时候，陈立夫像弹簧一样弹到了主席台前，一挥手擦掉了黑板上自己名字背后的一个“正”字，这样他就比蒋介石少了一票。公开地作弊之后，陈立夫板着脸回到座位上一不发，像是知道一场厄运即将袭来。

“什么？那个陈立夫竟然在我背后使这套把戏？”

听了戴笠添油加醋的报告，蒋介石一掌拍在桌子上骂道：“反了天了，他真以为世道变了，要骑到我脖子上去了！”

“那些派的人看到陈立夫票数最多，还全部都站起来欢呼，喊什么陈局长万岁，跟随领袖的领导什么的。简直是没有把校长放在眼里。”戴笠继续煽风点火，把蒋介石的一腔怒火扇得越烧越旺。

“来人，立刻把陈立夫扣留起来！”

蒋介石这个命令一下，那边陈立夫早有准备。他马上躲入天目山“养病”，然后托了许多与蒋亲近的“重臣”向蒋说话。可是蒋介石对待威胁到他地位的人员向来是心狠手辣，不留情面。迫不得已，陈立夫只得使用了最后一招，请他的叔叔陈其美的妻子前去说情。

恩师太太求见，蒋介石想拒绝都不行。陈夫人是哭着进门的，蒋介石看她那样子，也只好先请入座，再奉茶，好生安慰。

陈夫人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中正你也知道，我跟英士（陈其美的字）的独生子已经不在了。立夫和果夫就是我俩的儿啊。他们有多大胆子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

这几句话说得蒋介石是哑口无。到了这个份上，蒋介石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就原谅了陈立夫的“死罪”，但感到必须对陈立夫的权力和嚣张的气焰加以抑制。于是，蒋介石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和抑制系特工的力量。他下令把三处划归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管，无形中就把邮检处从陈立夫手下挪到了中立的位置。

就在这时候，唐纵从驻德大使馆回国后，向戴笠详细介绍了德国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领导的一个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专门窃听电话、破译密码，每年监听电话和破译密码4万份以上，在巩固希特勒及戈林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中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效果。戴笠听了唐纵的介绍，深感抢夺邮检所对进行特务工作的重要性。他发誓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同样不逊色的研究所，而他的第一步就是要不遗余力地把邮检处从系手中夺过来。

戴笠手下的人搞反共差一点，可是挑拨离间，打小报告的本事却是无人能敌。他们收集了系安插在各地方邮检所的工作人员的大量情报，向蒋介石不断揭露系控制邮检处的黑幕。在蒋介石的允许下，戴笠系统的特务不断伺机反扑。争夺邮检处的各级领导权。终于在不久以后，蒋介石终于下令把邮检处划归戴笠领导，由戴笠派军统特务、黄埔一期生刘瑶担任处长。戴笠自此更是扬眉吐气地对邮检部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从处长以下到一般干部，逐步换上自己的人，而把系特务一个一个地赶了出去。

曾经利用邮检所把戴笠死死踩在脚下的徐恩曾如今看变天了，不得已几次找戴笠进行交涉，请他公事公办，把情报送到局本部。可是戴笠却摆出从前一处对二处的态度，一味卖“牛皮糖”，敷衍搪塞。戴笠说话虽然还算客气，他手下曾经受过系成员的气的特务们却毫不客气地反击。

有一次重庆邮检所里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因为戴笠的活动，原来是正所长的系特务被调为副所长，而戴笠系统的特务罗杏芳升为所长。过去都是罗杏芳找系的人要情报，现在倒了过来，系不甘愿了，站在门口破口大骂。罗杏芳冷冷旁观，不屑地说：“分子还想从我这里要得到情报吗？对不起，老子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