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月牺牲了一个。”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在念一份悼词。

余则成没有说话。

不到十个人。

两部电台。

在一个被日伪铁桶般围住的城市里，这些人用不到十个人的力量，维持着一条通向延安的生命线。

他想起了重庆的军统电讯处。

那里有几百号人，几十台电台，充足的经费，安全的大后方。

但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窃听同胞的电话，追踪进步学生，为高层的权力斗争充当工具。

而这里不到十个人做的事情，是保护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情报安全。

这种对比让他的胸口紧。

“跟踪的事不会再生了。”

教书先生说，“我会把你的原话转告给那个年轻人。

让他学着点。”

“不用告诉他是我说的。”

余则成说，“就说是你自己现的。

否则他会觉得丢脸。

年轻人要面子。”

教书先生看了他一眼。

这一眼里的内容很复杂，有意外，有打量，还有一丝余则成看不太清的东西。

也许是认可。

教书先生转身走向后门。

他推开门的时候，停了一下。

“吕宗方同志也是从军统来的。”

他没有回头，“他用了二十年证明了自己。”

停了停。

“你不需要二十年。

但你至少需要让我看到，你愿意为了这些不认识你的人冒生命危险。”

后门关上了。

天井里又只剩下余则成一个人。

水缸里的水面倒映着一小块灰白色的天空。

有一只蚊子在水面上打转。

余则成站了很久。

他想起了吕宗方。

想起了那个在贫民窟地窖里用最后的力气说出“延安”

二字的人。

他在军统潜伏了二十年。

二十年里，他是余则成的上司，是恩师，是保护者。

但他从来没有主动暴露过自己的身份。

他是用时间证明的。

用一天一天的坚持，一次一次的沉默，一年一年的忍耐。

二十年。

余则成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手。

这双手曾经在军统电讯处破译过无数密电。

曾经扣下过杀人的扳机。

曾经烧掉了所有跟军统有关的证件。

现在，这双手要为一群不认识的人去冒生命危险。

他握了握拳。

手心里渗出了一层薄汗。

不是因为害怕。

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信仰不是一个念头。

信仰是一次行动。

是一次又一次的行动。

吕宗方用了二十年。

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年。

但他知道一件事。

后天凌晨三点，他要用一次行动来回答教书先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