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声音低得像在讲一个不能被录音的故事，“十年前，民国一百零四年的医疗纠纷调解卷，案号被涂掉了，但当事人名字没涂干净。

病人叫苏美玲，五十二岁，慢性肾衰竭末期，住在中山区那间私立高中附近的小套房，职业栏写着家管，家属栏只有一个女儿，苏以璇，当年十七岁，高中三年级。”

林绍祺的手指停在纸袋封条上，没有立刻拆开。

苏美玲这个名字他听过，十年前那个梅雨季，苏以璇曾经在放学后的捷运中山站出口，红着眼眶跟他说妈妈最近一直洗肾，家里快撑不下去，他当时把身上仅有的两千块打工钱塞给她，她却把钱推回来，笑着说没事，再撑一下就好。

莫正诚把纸袋推过去，“自己看。”

封条撕开的声音在安静的酒吧里格外刺耳。

里面是几张泛黄的影印病历、调解会议纪录与一张手写的借据。

病历上写着苏美玲肾功能指数已经到需要立即换肾的程度，医嘱栏用红笔注记“建议尽速安排活体或大体肾脏移植，预估医疗费用含术后抗排斥药物约新台币三百八十万至四百五十万元”

。

调解纪录则显示家属因无力负担费用，曾向院方申请医疗分期与社福补助，但皆因资格不符被驳回。

最后那张借据，是影印本，字迹清秀却用力到划破纸背，借款人苏以璇，借款金额四百万元整，借款用途为母亲肾脏移植医疗费用，担保人栏盖着一个极小的印章，因为影印模糊看不清，但在借据右下角的备注栏，有一行用不同笔迹加注的小字，“本借款由辜氏生技医疗基金会专案核准，相关履约条件另以附约定之”

。

附约两个字被圈起来，旁边还有一个手写的箭头，指向另一张被抽走的文件缺页，缺页处盖着“依个资法封存，调阅需经当事人同意”

的章。

林绍祺盯着那行字，胸口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堵住，烟草味与威士忌的气味一起往上冲，让他一阵反胃。

他想起联考前两周，苏以璇忽然开始请假，讯息回得越来越慢，最后一则讯息只有短短一句，绍祺对不起，我必须走了，不要找我。

隔天她的座位就空了，导师说她办理休学，全家搬走，手机空号，像人间蒸发。

他骑着二手野狼机车在台北市区找了三个月，从她家楼下到她打工的饮料店，没有任何痕迹。

“辜家的生技基金会，表面做公益，补助罕病跟偏乡医疗，实际上是他们家族控股的白手套。”

莫正诚又倒了一杯酒，语气少见地正经，“我问过当年在医院管档案的学弟，他说那几年有几件类似的案子，都是家属欠下大笔医药费，基金会出面代垫，但条件是要签一份附约。

我没拿到附约正本，但学弟偷偷跟我说，附约内容跟代孕还有婚姻有关，辜万川那个老头子，元配死了快十年，一直想要个儿子，但他自己年纪大，精子品质差，一般代孕仲介不接，干脆用这种方式找年轻健康的女孩子。”

酒吧的门在这时被轻轻推开，风铃发出清脆的响声。

苏以璇站在门口，没有撑伞，身上换了一件干净的米色针织长洋装，外面披着同一件薄风衣，长发吹得半干，脸上脂粉未施，却比在豪宅里那个艳丽的董事长夫人更像当年那个清汤挂面的高中女生。

她手里还是紧紧攥着那个米色手拿包，包的拉链已经拉上，但口红纸条的折痕还在。

她看见吧台前的林绍祺与莫正诚，脚步顿了一下，像是鼓足勇气才走进来。

“莫大哥。”

她先对莫正诚点头，声音很轻，带着一点沙哑，像是哭过，“绍祺叫我来的。”

莫正诚看着她，又看看林绍祺，没有多问，只是把吧台上的牛皮纸袋往她面前推了推，自己端着酒杯走到小舞台旁边，背对着他们，假装去调整音响的旋钮，把空间留给这对被十年雨季泡烂的恋人。

林绍祺没有立刻说话，他把那张借据影本从纸袋里抽出来，摊在吧台的大理石台面上，台面上那盏昏黄的吊灯刚好照在苏美玲的名字上。

酒吧里的冷气很足，却压不住他掌心的汗。

“以璇。”

他开口，声音比平常更痞，却藏不住颤抖，“四百万，肾脏移植，辜氏基金会，附约。

这些是什么，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苏以璇的视线落在那张借据上，雪白的脸在灯光下瞬间没有血色。

她放在吧台上的手指轻轻痉挛，指甲修剪得干净，却因为用力而泛白。

那件针织洋装柔软地贴在她身上，勾勒出她饱满胸口起伏的弧线，珍珠项链已经拿掉，脖颈显得纤细而脆弱。

“你去哪里找到这个的？”

她的声音细得像要被冷气吹散。

“重要吗？”

林绍祺把纸袋里那张缺页的影本也推过去，“缺的那一页，就是你签的附约正本，现在锁在阳明山主卧的保险箱里对不对？沈曼